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毛主席邀我同车汇报500里——张玉美

2015-4-8 21:47| 发布者: 自言自语| 查看: 2563| 评论: 0|来自: 邢台县老促会

摘要:   我有生以来,曾5次荣幸地见过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其中第一次被毛主席邀上火车,与他老人家随车同行500里,单独汇报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回味当年毛主席邀我同车汇报 ...

  我有生以来,曾5次荣幸地见过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其中第一次被毛主席邀上火车,与他老人家随车同行500里,单独汇报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回味当年毛主席邀我同车汇报的幸福场面,不由我心潮起伏,激情难抑。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天气晴朗,春意融融。古城邢台张灯结彩,鞭炮声声,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上午9时许,我正在六合居饭庄参加邢台地、市、县联合举行的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接到火车站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马上前去的电话通知。李吉平随即向专员冯世英作了简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辆美式吉普急忙赶到车站。

  我和李吉平一下车,车站负责人立刻把我们迎进候车室。当我们问他有啥事时,他说具体内容不太清楚,上级只让通知你们来车站等候。

  这时,我突然想起昨晚,县里曾组织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夜间护路,是否与这件事有关。可转念一想组织护路是常有的事,再说刚过春节,大年初二能有啥要紧事。但刚才车站负责人的答话以及通过铁路专线下来的通知,又预示着其中必有大事来临。

  我正在左思右想,心里纳闷,忽然一列浅绿色专列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只见车门口走下公安部长罗瑞卿和省委副书记马国瑞。

  马国瑞一见李吉平,便问:“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我说:“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接着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进列车接待室,马国瑞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随后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给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心想,多少年来,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穷孩子,日日夜夜都在盼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料这个愿望今天就要实现,真是作梦也想不到的天大喜事。

  可仔细一琢磨,自己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能给主席汇报好吗?再说,由于来车站仓促,自己身上也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车呢?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给罗瑞卿,他笑着对我说:“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买。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接着,我又问罗瑞卿:“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什么内容吗?”

  罗瑞卿答道:“这个问题不大好说。因为这是主席进京后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罗瑞卿又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们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于是,我和罗瑞卿、马国瑞一块儿走进南面的车厢会议室。只见车厢四周挂着古画和书法条幅,靠近车厢右侧,摆着拼成丁字形的长桌,上面铺着白布,桌子两侧放着整齐的沙发坐椅,整个会议室布置得既朴素大方,又清洁雅致。

  在会议室,罗瑞卿首先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我说:“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我抓住这个空隙正要思考一下,忽听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

  罗瑞卿马上对在场的同志轻轻说:“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顷刻间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

  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罗瑞卿介绍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紧紧握了握我的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扶着他坐在右侧。

  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我幸福地凝视着毛主席,只见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天庭饱满、面容慈祥,虽然年近60来岁,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很年轻。主席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已磨起皮毛。

  罗瑞卿见我望着毛主席出神,便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主席惊奇地问.

  “见过你的像片。”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

  主席见我心情紧张,便与我拉起家常,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

  我一一作了回答.

  当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认字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时,使递给我一支钢笔:“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说:“行!”

  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

  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主席又面向随行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主席又问我:“家里几口人?”

  “25万!”我回答道。

  主席高兴地点点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经过以上交谈,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随之平静下来。

  主席见我逐渐恢复正常,便问我:“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说:“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主席又问:“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答:“县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进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因县里工商业很少,‘五反’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说:“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主席问的正合我的心意,我说:“沾。”

  一时觉着回答不妥,又向主席解释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地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首先向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邢台县自西向东,由山区、丘陵和平原三部分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山区是革命根据地,平原属敌占区,丘陵处于中间地带,敌我双方互相拉锯,属于游击区,三个地区解放时间先后不同,互助合作运动搞得有早有晚,基本上呈梯形向前发展。放甲铺村以西属于老区,搞得最早。那是在1941年春,邢西县委和抗日县政府为了领导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荒,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出了“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的号召,开始在根据地部分村成立变工队、组织互助组,并重点培养了王俊生、郭爱妮等带头开展互助合作的模范人物。1943年春,县委、政府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在水门、折户等村搞了变工队改互助组的试点。1944年春,全县对互助合作进行了整顿,肯定了常年互助和临时互助两种形式,提出了“耕三余一”的口号,推广了水门村王俊生互助组农副结合、发展生产的经验,使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得到普及。1945年10月邢台解放后,开始向丘陵区扩展,后又发展到平原新区。丘陵区搞得好的有东川口、尹贾乡等村,平原区前炉子、东汪等村也不错。

  此时,毛主席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一边说,我一边赶忙往本子上记,有时记不下来,就先划个暗号。

  接着,主席问我:“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

  主席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主席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继而,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转过脸对着我说:“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

  1951年,省党代会提出,各县可试办一、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县委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根据本县互助合作时间早、基础牢的待点,决定采取梅花布点的方法,适当加快办社步伐。并按山区、丘陵、平原三大区域,选择水门、东川口、前炉子等7个搞得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于12月中旬赴饶阳县五公村参观了耿长锁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7个社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这样以来,一下子引发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群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场上粮食堆成山。

  谈到这里,毛主席点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收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

  我继续汇报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高兴地问:“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答道:“一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水门村共有120户,是全县互助合作最早的模范村,群众基础很好。这个村从1946年土改后,就提出土地入股的要求,群众办社的积极性相当高。区里考虑到该村前后十多里,居住较分散,不便进行领导,原想以王俊生互助组为基础,先建一个二、三十户的小社。结果会上一发动,第一批就有80多户报了名。邓天贵互助组当时没批准,干脆采取先宣布入社后报领导审批的办法,迫使县区不批也得批,真是动员群众缓入社比发动群众入社还困难。

  东川口是个70多户的小村,区里原计划以王志琪互助组为主,先成立一个20来户的小社。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几乎全部报名。党支部只好采取“关门”措施,结果两次“关门”也没有关住。后来又开展了一次“倒宣传”,还是没有动摇群众入社的决心。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也就是建社的当年,粮食总产达到27万斤,比上年增产12%。群众高兴地说,要不是农业社,咋能增产这么多。

  毛主席点了点头,兴奋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随后,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

  毛主席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主席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这时,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的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主席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接着,主席又问:“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答道:“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主席汇报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10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问:“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

  接着,主席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列车风驰电掣地前进,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于是,我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色酒和四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

  饭后,我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又入座听我继续汇报。

  毛主席问:“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说:“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基础。”

  主席又问:“《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汇报说:“《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三年有三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我还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

  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随后对我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问:“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六个方面向主席作了汇报。

  主席听后,满意地说:“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我便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饭后,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

  这时列车将到郑州站。毛主席在会议室拍着我的肩膀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杨尚昆随后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中央最近要将《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下达,具体可按这个文件办。”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问我:“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认真一考虑,又觉着不合适。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还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

  于是我告诉主席:“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随后,主席拿出一个烟盒、一个茶叶筒和一支钢笔,问我:“这几件东西怎么样?”

  我连声说:“好!好!”可始终没好意思伸手去接。

  火车进入郑州姑,主席再一次问我:“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我回答说:“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我,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毛主席。在郑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火车站,想与主席话别,和主席再见一面。

  杨尚昆见我走来,马上把我迎进车箱,问道:“玉美,有事吗?”

  我说:“想请主席题个词,再见他老人家一面,听听他老人家还有什么指示。”

  杨尚昆说:“主席昨天已经说了,那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这是对你县合作化 经验的高度概括,非常重要,你要牢牢记住。”

  又说:“主席正在休息,我看你就不必打扰他老人家了。”

  于是,我告别了杨尚昆,当天赶回县里,在县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并叙述了接见的情景,研究了落实方案和具体措施,努力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使全县的互助合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王志琪进京汇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并把他的汇报整理成文。毛主席亲自修改,命题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还写了份量较重的按语。同年9月,县妇联制定的《关于发展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同样写了按语。以上两篇均收入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不久,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全县927个初级社和33个互助组,合并升级为308个高级社,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岁月易逝,往事难忘。毛主席这次接见已整整40年了,他老人象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当年我这个35岁的基层干部,如今也进入古稀之年。但是,毛主席那种虚心倾听基层干部反映、群众呼声的态度,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作风,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勤勤恳恳办事,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领袖邀我同车行,

  一片爱心慈母情,

  亲切教诲永不忘,

  终生奋斗干革命。

相关阅读

最新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