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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大师——彦琮(邢台隆尧人)

2015-5-15 20:01| 发布者: 自言自语| 查看: 1621| 评论: 0

摘要:   彦琮(557—610)俗姓李,柏仁人。隋代佛经目录学家、翻译家和佛学著作家。《续高僧传》卷2有传。   一   彦琮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年时代,是在北齐王朝度过的。他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8岁那年,有一位 ...

  彦琮(557—610)俗姓李,柏仁人。隋代佛经目录学家、翻译家和佛学著作家。《续高僧传》卷2有传。

  一

  彦琮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年时代,是在北齐王朝度过的。他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8岁那年,有一位僧人边法师,让彦琮阅读《 须大拿经》。近七千字的经文,他一天读完,还能通晓经义。又让他读《大方等经》(即《大方等大集经》),他只用几天时间便已读完。《大方等经》乃是佛教大集部经典的总集,30卷,广本60卷,主要讲大乘法义,强调诸法性空思想,并对禅法、密宗教义等多所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卷1第13章)。以彦琮这种年龄,几天时间便能通晓,实在令边法师吃惊。

  10岁那年,边法师正式为彦琮剃度,起名道江。希望他弘扬佛法,如滔滔江河,影响深远。

  12岁时,彦琮离家,到宣务山诵读《法华经》。接着游历国都邺城,回归柏仁后,自立法坛,讲解《无量寿经》,从此开始了他的讲经生涯。

  北齐武平元年(570),14岁的彥琮游历军事重镇晋阳。那时,他的名声在儒学名士、道家耆宿和佛界高僧中很是响亮。北齐宰相敬长瑜和卢思道、元行恭、邢恕等重臣联名写信,邀他开讲《大智度经》。敬长瑜等朝臣亲自赴会听讲。彥琮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众大臣听得如醉如痴,赞叹“法师所讲,闻所未闻”。

  不久,北齐后主高纬陪伴太后抵达晋阳。他们得知彥琮在此,决定为彥琮举办大法会,请他讲解《仁王经》。《仁王经》全称《仁王般若波罗密经》,主要思想是宣扬般若皆空之旨,提出推广其义,可以使国家社会达到和平。其中《护国品》说,如果国家动荡不安,诸王持诵此经,并请百位法师讲解,那么各种艰险便会消灭。正因为如此,此经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讲经那天,宣德殿上人山人海。大殿前部,宫女和太监们护拥着太后和皇帝,中间是文武百官,后面还有奉旨听讲的200名各寺高僧。侍中高元海奉旨搀扶彥琮登上法座,跑前跑后,谨慎伺候。彥琮既烂熟佛经,又明白皇太后、皇帝的意图,突出重点,放开发挥。他言词明畅,仪态端庄,令叱诧风云的名将、能言善辩的文臣艳羡不已。

  早在十六国时期,高僧道安就悟出宏扬佛法要依靠国君的道理,北魏时法果又提出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口号。这次法筵讲经,使彥琮由接近文武大臣开始,进而与皇太后、皇帝接上关系,深切体会到,弘扬佛法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得到皇帝的支持。此后,不管改朝换代谁做皇帝,他都能依靠上层,弘扬佛法,应付裕如。

  武平六年(572),彥琮之父去世。居丧期间,他广泛浏览儒、道经典,与朝中饱学之士互相往来。然而性爱恬静,朝士不请是不肯轻相俯就的。

  二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就常常与本土的儒学、道教发生争执。各朝皇帝各有所好,因而儒、道、佛的社会地位屡有升降。

  557年,北周灭掉北齐。周武帝宇文邕崇尚儒术,重道轻佛。早在他灭掉北齐以前,就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判定三教先后,结果是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由于佛教僧侣剧烈责难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另建一处通道观,选著名和尚、道士和儒士120人入观,称为“通道观学士”。通道观学士研究三教哲理,说是要解决三教“争驱不息”状态,实现“一以贯之”的三教归一,实际上要把和尚改造成道士。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掉北齐以后,又宣布在原北齐境内废除佛教。于是,国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毁,四万座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第宅,将近三百万的僧尼还俗,寺院财物散给群臣。

  在此严峻关头,名僧慧远在朝堂上慷慨力争,以死后下阿鼻地狱威胁宇文邕让步。僧稠等人则远走他乡,以求保存实力。彥琮与他们不同,他由道江更名彥琮,采用外道内佛的方式,继续弘扬佛法。

  由于彥琮声望甚高,学识渊博,佛、道、儒三教俱通,宇文邕对他另眼相看,常常召他入宫,一起讨论道家玄理,还封他为通道观学士。578年,宇文邕去世,其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宇文赟继承父志,大做道场,往往通宵达旦。此时,彥琮外套道装,内着僧衣,常被请去做道场主持。

  道教与佛教,本有许多相通之处。像《楞伽经》讲的“空有兼忘”,心无所碍,与老庄的清净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彥琮借讲道而讲佛,把佛法精义融入道家玄理之中。讲者有心,听者无意。这种做法,让听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佛法。

  大象二年(580),杨坚做了周静帝的宰相,佛教得以抬头。彥琮立即换上僧人服装,设立法坛,为人开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581年正月,他与僧人昙延等人,奏请再次剃发为僧,彻底恢复了僧人的本来面目。

  三

  581年二月,北周灭亡,隋朝建立。

  隋文帝杨坚生于尼姑庵中,自幼由尼姑智仙抚养,因而敬奉佛教,长大后又深知佛教有资助王化的政治作用。隋开皇元年(581),在夺得政权的第二个月,就下令于五岳各建佛寺一所。次年,就在长安敕建大兴善寺,召集中外名僧讲法译经。开皇三年(583),下令京城及各州官立寺院于正月、五月、八月之八至十五日行道;修复周武帝灭佛荒废的寺院,广度僧尼。隋炀帝杨广也像其父一样崇信佛教。他曾亲受菩提戒,以“菩提戒弟子”自居。他从做太子到登极为皇帝,不停地大兴佛事,广交僧侣。《法苑珠林》卷100载:隋朝文帝、炀帝两代47年,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译经82部。这样的政治环境,为彦琮施展才华创造了大好时机。

  彦琮与王公贵族交往,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

  他曾经作为随员,随隋文帝东巡各地。

  文帝未做皇帝前,曾得舍利一囊。仁寿元年(601),文帝下诏,在31州建塔供奉舍利。以后又两次下诏建塔,前后共建塔于百余州。彦琮以名僧身份,奉敕送舍利于荆州开义寺和复州(今湖北沔阳)方乐寺,据传,当时有不少瑞应。

  大业三年(607),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未做皇帝前,彦琮与其诗文唱酬。杨广请他到内堂,讲解《金光明》、《胜鬘》、《般若》等经卷。后来,杨广在长安曲池建日严寺,请他做主持,永住此寺。

  与此同时,他努力学习梵语,能诵读梵文《般若经》、《楞伽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等经卷。然而更主要的,是从事佛经翻译和著述活动。

  首先,为了适应佛法恢复的需要,彦琮与文士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人合作,撰修《内典文会集》,供僧人们学习。又独自撰写《唱导法》一卷,讲解如何唱导法理。对以前的唱导法进行改造,做到繁简适中,为后世所遵行。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杨坚亲登法坛,看到画的《老子化胡像》,感到奇怪,命和尚、道士讨论解释。讨论尚未开始,道士们便已承认此事纯属虚构。关于老子化胡,是中国佛、道两教长期争论的重要关捩之一。西晋时,道士王浮与僧人伯远争论佛道正邪,王浮即创老子化胡之说,以为老子西入关变为佛,教化胡人成浮屠,佛教由此而产生。显然,意在挤压佛教。彦琮参加了此次讨论,撰写《辨教论》一文,罗列25条,指责道教的妖妄。

  有隋一代,两次开设译经馆,一在长安大兴善寺,一在洛阳上林园。彦琮都曾参与其事。

  开皇二年(582),彦琮应邀到长安大兴善寺译经。当时译经的程序是,先由外国僧人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再由中国的10位高僧铨定宗旨;然后由和尚明穆和彦琮重新核对梵文,整理文义,修改定稿;最后由彦琮写出序言,置于卷端。看得出来,彦琮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最后把关的作用。他所写的序言,后来结集为《新译经序全书》一卷。统计起来,彦琮参与译经,前后共23部,100多卷。

  当时,有一位印度王舍城僧人到中国谒见皇帝,临走时希望得到隋朝人编写的《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彦琮奉命将这两部书译为梵文,编作10卷,赠送印度僧人。印度僧人把这两部书带到西域,流传很广。把汉文译为梵文,这在中国以前是很少见的,具有一定开辟意义。

  彦琮译经,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对沟通中外文化做出了贡献。

  大业二年(606),隋炀帝重建东都洛阳,彦琮与众僧前去祝贺。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彦琮向炀帝汇报以前译经之事,又给炀帝阅读他以前的著作,炀帝大加赞扬,于是下令在上林园设立翻经馆,请彦琮前来译经。那时,从新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新获佛经合计564夹、1350余部。这些佛经都用昆仑书(南洋文字),写在多梨树叶子上。炀帝下令,把这些经卷送给彦琮批览,编定目录,然后逐渐翻译。

  在此之前,因为佛经数量逐渐增多,需要通过目录形式,给它分类排队,以便读者一目了然。开皇十四年(594),彦琮参与撰写《众经目录》(通称《法录经》)7卷。仁寿二年(602),彦琮以《法录经》为基础,补充新资料,撰写《众经目录》(亦称《仁寿录》、《彦琮录》)5卷,共收录佛经2109部5058卷。他把经卷分作5种类型,即单译、重翻、别生、疑伪、随卷。这样分类,勘定了撰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不仅当时受到称赞,对后世也很有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佛经目录学上的地位。而为外国文字的佛经编写目录,更是首创。彦琮经过仔细研读,撰写目录5卷,把这些昆仑文佛经分作7种类型,即经、律、赞、论、方、字、杂书。这样做,便于翻检,为以后的翻译创造了条件。

  彦琮一生,著述颇丰。

  当他第一次参与译经之时,与达摩笈多接触很多。笈多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彦琮依据笈多的谈论,加上过去的资料,撰成《大隋西国传》(又名《西域传》)一书。此书改正了当时同类书籍的错误,充实了内容,使人们对西域的地理状况、风俗人情有了一个全面了解。此外,他还与裴矩合撰了《天竺记》。

  在佛法方面,除前面提到的著作以外,彦琮还有《通极论》、《通学论》、《福田论》、《僧官论》、《辨正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论》、《善才童子诸知识录》、《沙门名义论别集》、《达摩笈多传》、《法琳别传》等著作。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我国佛学宝库,为研究佛学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

  彦琮长期从事佛经翻译,编撰佛经目录,对译事颇多体会,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

  (一)提倡中国人直接学习梵语。

  在《辨正论》中,彦琮认为翻译佛经非常困难,常常发生错误。因此,要想准确掌握梵文佛经精义,最好的办法便是直接学习梵语。他说:“直餐梵响,何待译者?”如果和尚们“才去僧衣,寻教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这是一项非常超前的主张,此后很长时间不被人注意。像唐代大翻译家玄奘,虽然曾经留学印度,娴熟梵语,也只是穷年累月伏案翻译,对于教育徒众学习梵语却很少用力。今天,当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小学大都开设外语课程,一些高校直接用外语授课,众多学子出国留学,才真正实现了1400年前彦琮的主张。

  (二)主张专家翻译。

  隋代译经,是中外经师合作而成。那时,“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再巧而背源”(《辨正论》)。意思是,如果外国专家精通梵汉语言,让他们独自翻译,就不会失去梵语原文的精义。而外国专家不能精通汉语,那就要中国文士参与译文的增损修饰,从而使梵文经义与中国文士的润饰语言(余辞)相混杂。所以他呼吁,由精通梵汉语言的僧人直译原典,摒弃中国文士的增损修饰。彦琮提出的问题,直到玄奘译经,才得以解决。玄奘既懂佛法,又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他把梵文经典直接译成汉语,出口成章,不劳文士修饰,只要记录下来便是精品。

  (三)论定译人资格。

  在《辨正论》中,彦琮首倡“八备”之说,指明译经人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

  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三、筌晓三藏 ,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四、旁涉墳史,工缀典辞,不过鲁拙,其备四也。五、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六、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八、薄阅《苍》、《雅》,精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这八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一,翻译人员要虔信佛法,立志度人济世,具备长期译经的恒心。第二,要严守佛门戒律,不沾染世俗恶习。第三,通晓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乘教理。第四,除精通佛法外,还要旁涉其他文史领域,善于文辞。第五,胸襟开阔,善于听取不同声音,不固执己见。第六,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不自我炫耀。第七,精通梵语,能译出梵文经典本意。第八,阅读《苍颉》、《尔雅》等字书,了解篆隶各种书体写法,译文通达晓畅。

  概括这八项内容,第一、二、五、七项讲的是译者必备的操守品德;第四项要求译者必须精通佛学;第四、七、八则进一步要求译者精通梵汉语言和广博的学识。

  过去的翻译高僧,并不乏译经见解,但多散见于经卷序言,或译者传记之内。彦琮的《辨正论》则是我国第一篇独立的翻译专论。过去高僧讨论译经多着重于译文质量,彦琮此文则深入一步,进入译经的主体层面。特别可贵的是,彦琮不仅看到了译者学识水平、语言能力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而且抓住了译者道德操守在翻译中的作用。梁启超在谈到这“八备”时说:“一、二、三之事,特注重翻译家人格之修养,可谓深探本原。”“八备”说的论述虽然只是译经问题,但对其他学科的翻译也有指导意义。

  大业六年(610),54岁的彦琮因患痢疾,病死在译经馆。

  彦琮死后,归葬故乡柏仁。至今宣务山东坡横卧一座苔花斑斓的石室,状如棺材,长5.2米,头高2.6米,尾高2米。石室深2.5米,高0.8米,宽0.75米。石室左侧有石阶,可达室门。室门处刻有“隋国译经法师彦琮遗身”和“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字样。

  登临宣务山,瞻仰石室,想见大师之仪容风采,回顾大师之弘法事迹,译经贡献,不禁顿生崇仰敬礼之情。只是可惜彦琮墓在崩山的隆隆炮声中已不复存在!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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